本刊刘俊苍08月26日报道：

导语：《“大车门”里的乡愁往事》是一部以一座家族门楼为原点，回望百年风雨的平民史诗。作者孙伯悟以十二岁那年故园门楼的拆除为引，追溯了山东邹平姚孙村“故始孙”氏一族自清末以来的兴衰沉浮。从高祖建门立户的自足，到抗战烽火中的家国大义；从土改时代身份骤变的隐痛，到“文革”岁月里文化根脉的坚韧存续——这座“大车门”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地标，更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在时代洪流中挣扎、抗争与守望的缩影。文章以朴素深情的笔触，将个体记忆嫁接于历史肌理，在“车门”开合之间，悉数收纳了战乱、变革、生存与传承的沉重回声，也道尽了中国人对土地、家园与亲情割舍不断的永恒乡愁。

“大车门”里的乡愁往事

——山东邹平姚孙村“故始孙”家族史话

孙伯悟

1974年，山东省邹平市姚孙村统一规划建设排房，我们家族南北两座“大车门”被拆除。从此，“大车门”就成了往事。

时光飞逝。五十余年过去了，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花甲老人。但那两座“大车门”，以及在“大车门”里生活的家人的音容笑貌，他们的悲欢离合，却常常萦绕回荡在我的脑海。“大车门”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清末建成了“大车门”

所谓“大车门”，是指能赶进大马车的大门。家里有大马车，也得配备马牛等牲口拉车，只有小康之家才能拥有。因此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山东农村，“大车门”成了小康之家的标志。

姚孙村“大车门”里孙家，是远近闻名的“故始孙”。“故始孙”，是相对明朝初年从山西迁徙来的移民而言，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原始居民。相传，“故始孙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居住此地，先祖是齐国乐安人孙武。

两千多年间，不论经历过多少次战乱饥荒、朝代更迭、浴火重生，“故始孙”始终扎根于此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、土里刨食的生活。尤其是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之后，“故始孙”更成为人烟稀少的原始居民之一。姚孙村由姚和孙两家立村。“故始孙”把姚家人熬没了，又在明朝洪武年间迎来了一户孙姓邻居。再后来，又迁来了张家、李家、杨家等等家族，姚孙村终于变成了没有姚姓人家的杂姓村。

虽然占居地利之便、先发优势，但“故始孙”早期却人丁不旺。而明初迁来的孙家两兄弟，百年间就繁衍了二三百口人，占据了一条街。因此，姚孙村自古就有“来了兄弟俩，生了一条街”之说。但作为原住民的“故始孙”五世单传，人口还没有后来者的五分之一。

从我的高祖开始，“故始孙”迎来了人丁兴旺的时期。高祖名叫孙念仁。他兄弟三人，分别是念仁、念祖、念宗。高祖是兄长，生于清咸丰五年（1855）。高祖膝下育有两子：紫荆、蓉荆。出于自身势单力薄的恐惧心理，更多的是保护子孙安全的需要，高祖二十多岁时，就筹划给两个儿子修建一所居住安全、又方便生产生活的大院子。他花十多年时间积攒银元、木料，并在心里反复推敲建设方案。工程持续了四五年时间，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全部完成。

“大车门”分为南北两座，每座有两间房那么宽，并高出房屋一大截，方便大马车拉庄稼进出。两扇大门立在正中间，前后形成了一间大房子的面积。这样的设计，看似浪费了不小空间，但后来“大车门”成了乡邻的聚会之地，也给赶路之人甚至要饭的穷人提供了歇脚、避雨的地方，这才看出高祖的独具匠心。两座“大车门”之间，有马车道相连。北车门内两侧，修建了两座四合院。高祖与我曾祖孙蓉荆居于东院，大曾祖孙紫荆居于西院。南车门两侧各建有一排房屋，是看门人、长工居住的地方。马车道两侧，建有仓库、磨坊、大车棚、牲口棚，并建有十余间作坊，主要在冬闲时加工糕点、酱菜、酱油、食醋等生活用品，销往周村“旱码头”。中间空地留作打场晒粮的场院。

“大车门”围成的大院占地六亩多。平时北车门封闭，只留南车门进出。晚上关闭南车门，保障家人和生产生活设施的安全。

“故始孙”终于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。

高祖去世前，以中间马车道为界，给曾祖兄弟俩分了家。除房屋外，一家分了一百多亩地。

书香熏陶出读书人

俗话说“辈辈开荒，不如十年寒窗”。庄户人家一旦经济条件允许，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让孩子读书。

我高祖只念过几年私塾，能写会算，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。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，让两个儿子尽量多读几年书。但只有我堂曾祖对读书感兴趣，我曾祖热衷于养马喂牛、驾辕赶车。因为需要两个儿子干活，他们也只是读了五六年书，十三四岁就开始下地干活。

堂曾祖名叫孙紫荆，出生于光绪二年（1876）。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对读书十分痴迷。阴天下雨不下地的时候，天寒地冰不上坡的日子，他都在家里看闲书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这些小说外，他对“四书五经”也广泛涉猎，尤其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比较熟悉，说话常引经据典、出口成章。夏天在场院里乘凉时，他天天给小孩子讲圣贤之道、历史故事、英雄人物。

他的好学精神也影响到了下一代。他膝下只有一棵独苗，即我的堂祖孙炳午。孙炳午，字耀南，生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。他天资聪慧，加之又是单传，家里人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中怕吓着，从不舍得让他干活。四五岁时，家里便延聘了清末秀才、邹平大儒石祥甫给他开蒙。在长山县城读完小上学后，家里又送他到济南读中学。他私立齐鲁大学毕业，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。上世纪20年代末，他在长山县国民政府工作，负责管理农林事务，期间加入了国民党。他还兼任本村小学的名誉校长，主要职责是募集教育经费，延聘优秀教师。他出面请来石祥甫担任校长，姚孙初小教育质量有口皆碑，以致外村学生争相到姚孙初小读书。

他家里雇了三四个长工，春夏秋三季忙农活，冬天养牲口、磨面，再干点副业。家里还雇了一个老妈子负责做家务。他在长山县政府任职后，又对家里的经营进行了扩展，在周村“旱码头”大街租赁了商铺，经销自己家里生产的糕点、酱菜、酱油、食醋等食品。借助“旱码头”的人流物流，食品销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。有了富裕资金，他又购置了几十亩农田，还花100多块大洋购买了一辆德国造自行车。那时的自行车全县也没几辆，稀缺程度好比现在的高级跑车。

经济不断上升，也带来了家庭兴旺。他娶的第一个堂祖母生下了三个男丁：立元、立德、立功。几年后堂祖母病故，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，又续娶了一位富家姑娘，生下立言、立生、立本、立珍三子一女。

变故造成家道中落

我曾祖孙蓉荆，排行老二，生于光绪十年（1884）。他从小不喜欢读书，但摆弄牲口却是把好手。耕地、耙地、赶大车，凡是动着牲口的活，他都亲自去干。不为别的，是他担心别人不知道爱惜牲口。他更看不得鞭打牲口，鞭子在他手里只是摆样子，从舍不得抽牲口一下子。喂养牲口也是他亲力亲为，夜里起来三四回添草料，所以家里的牲口个个膘肥体壮。

曾祖人口兴旺，生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，没有一个孩子夭折。这在医疗条件很差的当时，也算是个奇迹。

我祖父孙炳昆，字耀庭，生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。由于兄弟姊妹多，作为长子，他初中毕业便到周村“旱码头”经营店铺。四五年之后，他开阔了眼界，便萌生了去北京闯荡的想法。21岁时，他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揣着五块银元去了北京。他先到别人的糕点酱菜铺应聘。由于他有文化，尤其是算盘打得出神入化分毫不差，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很快找到了工作。熟悉了经营门路后，他自己开了糕点酱菜铺。

上世纪20年代末，我的曾祖母病亡，卒年四十五岁。她纯是因为生孩子太多累死的。一年后，曾祖续弦。续配的曾祖母家原来也是大户人家，富家小姐的毛病一样不少，除了讲究吃穿，家务活丁点不干，还跟他爹学会了抽大烟。曾祖看不了她犯烟瘾难受的样子，便下狠心卖地给她买大烟。上回三亩，下回五亩，几年时间三四十亩地便化作了她口中的一缕青烟。

眼看着祖产就要败光了。我祖父从北京回来过春节，他的三个弟弟心急火燎地找他，让他拿主意怎么办。兄弟四人商量了半宿，拿出了两个解决方案：一是让曾祖休掉续配的曾祖母，二是兄弟们分家单干。兄弟四人拉上族长，找曾祖父协商，曾祖父坚决不同意分家。见软的不行，兄弟四人决定来硬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兄弟四人扛着镢头打上了门，再次要求分家，不然就扒掉祖宅，鱼死网破。曾祖一看害了怕，忙派人请来族长，写下了分家单。除每人一处宅子外，家里仅剩的六七十亩地分为五份，曾祖一份，兄弟四人每人一份。就这样，一家分到了十亩多地。

此事以后，曾祖再也没卖地买大烟，而曾祖母烟瘾难去，几年后病亡。曾祖再也不提续弦之事，由四兄弟轮流赡养，百岁才安然离世。

分家之后，祖父挣的钱再也不用上交。四五年时间，他便在家里盖起了五间砖瓦房，并添置了中堂六件套等红木家具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，日寇占领北京城。祖父舍弃了店铺财产，带上衣物包裹，仓惶逃回了家乡。

车门里的全民抗战

日寇占领北京后，沿津浦路南犯。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，日本鬼子很快就打进了山东。听说日本鬼子快到了，老百姓个个惶惶不可终日，却又不知所措。多亏堂祖父那时在长山县国民政府工作，消息比较灵通。每当他回家，全家老少爷们都围过去询问战事。甚至周围村的亲戚朋友，都来找他打探消息，请教鬼子来了怎么办。

堂祖父就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，在长山县国民政府也只是一个一般的管理人员。他只能告诉大家鬼子越来越近的事实，提供不了任何帮助。他还告诉大家一个实情，国民党军队和长山县国民政府都指望不上了，他们都在准备南逃。

就在大家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，堂伯孙立德给大家带来了一线希望。他是长山中学十一级的学生，校长马耀南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。中共山东省委派姚仲明同志，以语文教员的身份来到长山中学，发动马耀南校长和师生组织抗日队伍。长山中学举办了“抗日游击训练班”，系统讲解抗日形势、统一战线政策、游击战术、发动群众等知识。经过一个月的培训，堂伯树立起了跟共产党走、为民族存亡而斗争的信念。

1937年11月底，日寇逼近长山一带，培训班提前结业，要求学员回乡继续宣传抗日、组织队伍、搜集枪支弹药，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。堂伯回到家里，向全家人讲述了培训班所学的内容。他动员父亲买了一杆汉阳造步枪和200发子弹，然后到本家族和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，发动购买武器自卫。我曾祖和祖父兄弟四人也凑钱买了一杆枪和子弹，交给二祖父使用。堂伯利用晚上时间走村串巷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动员组织抗日队伍。经过三四个月的宣传发动，全村共购买步枪8支，土枪、抬枪、土炮、大刀、长矛一批，组成了四五十人的抗日自卫队。

堂伯自告奋勇担任了队长。自卫队请了邻村一个原西北军的老兵当教练，教授基本的作战常识。经过七八天的训练，这支农民武装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。自卫队动员全村群众在村庄周围筑起了土围，夜间轮班站岗放哨，防止日伪偷袭。由于他组织有力，姚孙村群众在日伪扫荡时多次成功转移，避免了生命财产重大损失。姚孙村抗日自卫队在周边村庄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，许多村庄纷纷效仿。

在他的感召下，大车门里孙家有十几名青壮年参加了抗日队伍。我二祖父孙炳伟参加了八路军三支队，后来担任了连长。在与鬼子的一次殊死搏斗中，他被子弹击中左臂，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。战斗结束后，通讯员找到他，发现他还活着，把他背下了阵地。因手臂残疾无法端枪，退伍回乡。

1939年5月，中共邹长中心县委在焦桥镇孙家庄成立，原长山中学附小教师李寿龄任书记。中心县委采取多种形式，对党员干部和抗日骨干进行教育训练，堂伯多次参加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。1940年7月，他经党组织推荐，到刚刚成立不久的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，具体负责筹集和保管革命经费。由于他革命意志坚定，对党无限忠诚，两个月后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那一年，他刚满18岁。

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，经费十分紧缺。堂伯动员“大车门”里捐献抗日经费，共筹集了100块银元，解了抗日民主政府的燃眉之急，受到了党组织的表扬。只要在焦桥、苑城附近执行任务，他都带领同志们回家吃饭，有时两三个人，有时七八个人，最多时20多人。他一回来，“大车门”里便全家一起上阵烙饼、擀面。

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对抗日根据地疯狂“扫荡”。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不得不化整为零，深入敌占区组织抗日活动。这年6月，堂伯化装成老百姓，到焦桥、苑城一带筹集抗日经费。不幸迎面碰上日伪汉奸队，被当场捉住，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携带的公章、证明。

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对堂伯用尽酷刑百般折磨，妄图使他屈服变节。他宁死不屈，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。日寇把堂伯的双手反绑在身后，嘴里套上绳子和双手拴在一起，押着他回姚孙村抄家。幸好“大车门”里的家人已经逃亡，家里空无一人。鬼子只好把“大车门”里所有的财物洗劫一空，整整装了五辆大车。拉不走的东西被日寇付之一炬，其中就包括几十册手抄姚孙村孙氏族谱。

鬼子用尽诡计，也没有摧垮这位共产党员钢铁意志。鬼子无计可施，砍下了堂伯的头颅，将他弃之野外。趁夜幕掩护，孙家人把他的遗体抬回姚孙村掩埋。

从此，孙家人再也不敢在“大车门”里居住，到其他邻居家借屋栖身，在外漂泊四年多。日本鬼子投降后，孙家人才陆续从借住的地方搬回。经过这场浩劫，“大车门”里财产几乎损失殆尽。

“成份”带来命运转折

新中国成立后，姚孙村和其他地方一样，进行了土地改革。根据解放前三年土地占有量、劳动参与度和剥削程度，将人口划分为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、雇农五大阶级。一般将家庭土地超过50亩，且雇人耕种者划为地主。

土改时，堂祖父孙炳午家里有100多亩地，被划成了“地主”。在“镇反”运动中，他因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政府工作，又是国民党员，被逮捕入狱，直至上世纪50年代末才出狱。他一辈子没干过农活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加之身体不好，1960年刚刚63岁，便在病饿中去世。

堂祖父去世后，“地主”的帽子便戴在了堂祖母的头上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斗。尤其“文革”中，她被戴上“地主”高帽子，被人押着到四处庄里游街示众。她是小脚，身材又高大，走路不稳，在游街中常常摔倒，弄得灰头土脸。她还得负责扫大街，尤其是下大雪之后，她通常半夜就得起来扫雪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给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。堂伯孙立德烈士的父亲孙炳午坐牢，堂祖母是堂伯的后母，村里认为她不配享受，便把烈士的抚恤金扣留。直至改革开放后，家人到县民政部门询问，堂祖母才领到了迟到三十多年的抚恤金。若是堂祖父出狱后就享受到抚恤金，也不至于病饿而死。

堂祖父的大儿子孙立元，1917年生。堂伯母是韩店旧口村的豪门大户，家里在济南开纺织厂。他初中毕业后到厂里从事管理工作，公私合营后仍留在厂里从事技术管理。1960年下放回村成了农民，1962年自然灾害时他外出逃荒死在外地，年仅四十五岁。三儿子孙立功，1926年生，解放前就受聘到章丘明水任小学教师，解放后仍继续任教，不久病亡，时年不到三十岁。四儿子孙立言，1950年考入淄博师范，毕业后一直在淄博六中教语文，改革开放后任淄博市政协委员，享年九十三岁。五儿子孙立生1936年出生，1953年跟着村里人下了关东。因为他有文化，踏实肯干，碰上工厂招工，他进厂当了工人，落下了户口。六儿子孙立本1942年生，家里送他到济南的亲戚家读书，1963年济南三中高中毕业。他学习成绩优异，原计划报考同济大学将来当建筑师，但因家庭问题失去报考机会。理想破灭，他差点得抑郁症。他也曾跑到东北寻找出路，因落不下户口半年后回家。1978年被选拔为民办教师，1993年以民办教师身份退休，退休工资是正式教师的一半。

“成份”问题一直影响到了第三代。堂姑孙立珍、堂兄孙伯华、孙伯文都是小学毕业。堂兄孙伯恒，初中毕业后因成份问题不能推荐读高中，十四五岁便跟大人一起下地干活。因为看不到前途，1975年跑到东北找六叔，打了几年工也没落下户口。1978年他听说高考取消成份审查后，通过堂叔到淄博六中读了高中，同时一边补习初中课程。第一年高考只考上了中专，他不甘心又复读一年，考入山东师大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紧赶慢赶，他终于赶上了高考的班车。

“成份”问题还严重影响了后代的婚姻。堂叔孙立本、堂兄孙伯文，都是二十七八岁才找到同样“成份”的对象。堂兄孙伯华，一直找不到对象，直至三十多岁才找了一个残疾女性结婚。但这个女人因残疾不能自理，一年后堂兄离婚，孤独终老。堂姐也因“成份”问题高不成低不就，二十八岁才找到合适对象。

“大车门”撑起一台戏

我祖父兄弟四人分家时，每家只分了十亩多地，且都是自家人耕种。分在曾祖名下的一份，后来给新曾祖母看病拿药又卖掉了好几亩。四祖父参加了八路军，土地由二祖父代耕。二祖父受伤后干不了重活，一家人生活艰难，只好卖地求生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祖父兄弟四人划成份时，都归了“贫下中农”行列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各地纷纷建立学校，需要大量教师。我父亲孙立强和堂叔孙立言，两人因为念过两年私塾，又读过初中，一起考上了淄博师范。父亲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，因一篇文章被当时的县教育局领导赏识，调入县教育局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他在《大众日报》《山东教育》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，被调入县委宣传部。

我祖父孙炳昆在北京生活十二三年，经商之余酷爱京剧，几乎天天晚上泡在戏园子里，听遍了京剧名角。常演的几十出京剧的曲牌和唱腔，生旦净丑的脸谱，他都烂熟于心。后来他又拜了师傅学习拉弦，并购买了很多资料学习研究。从北京返乡时，他带回了两把京胡和多本京剧资料。

解放后各家都分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，温饱不愁，我祖父便又把对京剧的爱好拾了起来。冬闲时或者阴天下雨时，他便在家里自拉自唱、自娱自乐。他的兄弟、子侄受到感染，也都跟着他学，多数人学会了唱戏、拉弦。夏天的晚上，他们在“大车门”里的场院里拉弦唱戏，引来了众乡亲围观。家里人又凑钱陆续购买了一部分锣鼓等乐器，看戏的群众越来越多。

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，因为祖父有算账的特长，在村里担任了会计。时间充裕了，找他学戏的人也多了，扩大到其他家族的京剧爱好者，全村培养出了四五十位“戏迷”。他带头凑钱买乐器、行头和化妆油彩，排了十几出剧情简单的传统剧目，如《空城计》《借东风》《锄美案》等，春节前后冬闲时义务给乡亲们演出。

当时农村娱乐活动很少。每年冬天唱戏，成了众乡亲翘首以盼的大事。一旦开演，乡亲们都来观看，人山人海，十分拥挤。“大车门”的场院里是演不开了，每年春节前后，乡亲们便自发到村里的大场院搭戏台，连着唱十天半月不重样。不单本村，就连外村的一些爱好者也前来观看。姚孙村的京戏，在当地首屈一指，传为美谈。

二祖父孙炳伟因抗战致残，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“荣军”，政府每年发给生活补贴。他还在村里担任民兵队长，全家生活有了着落。他虽然手有残疾干不了重活，但他心灵手巧，用一个半手帮助乡亲们修这修那。村里有柴油机后，他负责开机器，后来又无师自通学会了修理自行车。别看他残疾，唱戏也是一把好手。他能唱能演，还能在台上连着翻跟头。

三祖父孙炳山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当小学教师。“反右”运动中，他被打成“右派”回乡务农。他教的学生担任村支书，了解他没有罪恶，也没有批斗为难他。唱戏他更是多面手，能拉会唱，还负责教戏。

四祖父孙炳新，继承了曾祖父赶马车的本领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生产队里赶马车，手艺在当地也是一绝。演戏中他能文能武，扮相传神，受到观众喜爱。

京剧在姚孙村辉煌了十几年。十几年间，乐器行头基本都添置齐全了。“文革”破“四旧”时，行头被堆到院子里烧掉了。乐器多亏被祖父藏了起来，才没遭到焚毁的厄运。但从此以后，姚孙村再没有京剧繁荣的景象了。

“大车门”拆除的后续

“大车门”从建到拆，矗立了八十年。

“大车门”拆除之后，再盖房子都是村里统一规划排房。“故始孙”家的人大都按村里的规划，搬迁到村西头，只有两家还在原地居住。北车门以北，成了村里的主要东西大街。两个车门之间的马车道，变成了一条胡同，两边盖满了其他人家的房子，没有了原来的一点影子。年轻人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两座“大车门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“故始孙”和全国人民一样，家家逐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二祖父的“荣军”补助提高较快，晚年每年有四五千元的补助，生活条件比一般群众要好得多。他八九十岁还每天串门聊天，骑着自行车赶集买菜，不用人照顾。我三祖父1978年平反，恢复教师身份，到长山中学后勤处工作。1980年，国家政策允许子女“接班”，我三祖父退休，一个堂叔接班。

除了物质条件提高，主要是心情舒畅了，幸福指数也就提高了。西院的堂祖母于96岁高龄仙逝。我祖父兄弟四人。除了三祖父64岁病故外，其他三人都健康地活到八九十岁。“大车门”里孙家还有“长寿之家”的美誉。

虽然分散到各处居住，但“故始孙”的血缘亲情是割舍不断的。每当过年过节、婚丧嫁娶，“大车门”里的孙家人又会聚在一起。虽然烙印越来越浅了，但“大车门”却是区别其他孙家的唯一标志。

“大车门”里的人家在一起，共同的话题还是在“大车门”里生活的日子。长辈们回忆最多的，就是唱戏过程中发生的故事。同辈们谈的最多的，是二祖父给我们做的弹弓和火柴枪。他用自行车的废旧内胎给我们做弹弓，用废旧链条给我们做火柴枪。我们人手一把，在那个玩具匮乏的年代，给我们添了很多快乐，也是我们在同伴面前特别威风、值得炫耀的玩具。

从“大车门”走出来的孙家人也算争气。可能也与耕读传家的传统有关，孙家人出了六位教育、医学方面专家、教授。堂叔孙立本的长子，成了“大车门”里的第一个博士，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。堂伯孙立元之孙办起了一家小型食品加工厂，并且获得了滨州市“老字号”，也算老祖宗的买卖有了传承。

由于族谱在日寇抄家时烧掉了，凭着上供时的牌位以及老人的记忆，在我高祖之上还能推上两代。这些年“故始孙”也想努力续上族谱，四处寻访线索。一个堂叔到村东五六公里外的长山镇董城村石大夫庙求医问药，在清咸丰年间的万古流芳捐款功德碑上，意外发现姚孙庄的捐款者名单里，“故始孙”的几位先祖赫然在列：孙念祖二千，孙蓉荆十千，孙润荆二千，孙胜荆四千。这一发现，从侧面证明先祖也是乐善好施之人，不由得孙氏后人对先祖的敬仰又增加了几分。

“大车门”拆除五十多年了。但在我梦中，还时时记起“大车门”的模样，以及在场院里乘凉时听老人讲故事的场景，也时常怀念起和小伙伴在“大车门”里捉迷藏的情景，还有那个百岁曾祖坐在“大车门”下晒太阳怡然的神态……

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“大车门”就是一粒尘埃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它却永远也不会抹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