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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07/13 07:57:30 传递深度影响力
郑州行——河南博物院的文物近距离接触
   贺淳 香港HONGKONG    

来到郑州的第二天清晨,坐地铁去参观河南博物院,与中原历史进行一次九千年的对视。

开门之前提前到达,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们一起排队等候。目光越过围墙向内望去,河南博物院那座金字塔形的建筑在晨光中庄严璀璨。屋顶是金黄色的琉璃瓦泛着暗沉的光,像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青铜器——埋得太久了,表面已经沁出一层温润的铜锈。主展馆的造型取自河南登封的观星台,上宽下窄,十三层叠涩出檐,既像远古的祭坛,又像一只展开的巨手。这座建筑在1998年落成,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对于一座建筑来说不算老,但对于这里陈列的文物来说,二十多年连一秒钟都算不上。

郑州行——河南博物院的文物近距离接触

河南博物院

门票是提前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的。在门口刷了身份证,过了安检,随着人群走进了大厅。在大厅尽头的雕塑墙,是来此必打卡的地方,聚集了很多等待拍照的游客。

这座雕塑是河南博物院的标志性作品,名为《华豫之门》。它高达6.7米,主体是一位肌肉健硕的中原先民,正奋力用双手向两侧推开两头威严的青铜大象,创作灵感,直接来源于河南省的简称——“豫”。

“豫”字由“予”和“象”组成。“予”在古文中是“我”的意思,指代人。在甲骨文中,“豫”的字形就像一个人牵着一头大象。这印证了数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,曾是大象的栖息地,河南因此被称为“牵象之地”。雕塑通过具象的艺术形式,将“豫”字进行了最直观的呈现。

《华豫之门》的寓意丰富且深刻,雕塑最核心的寓意,是中原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。推开大象,象征着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开自然之门,开启了辉煌的华夏文明。雕塑也象征着先民征服自然、改造自然的勇气与力量。展现“人定胜天”的精神。同时,也是“河南”的象征:大象作为河南的文化符号,象征着这片土地的厚重、沉稳与包容。

博物院的迎宾之意:雕塑的名字《华豫之门》,也寓意着河南博物院敞开大门,迎接八方来客,带领大家走进华夏文明的源头。

郑州行——河南博物院的文物近距离接触

华豫之门

去河南博物院,不妨在这组作品前多停留一会儿,感受一下那份推开历史之门的厚重与力量。

主展馆有四个基本陈列厅,上下四层,走下来需要好几个小时。这几个小时的参观,要面对的是几千年的时光。这个时间比例是不对等的。但人面对历史的时候,本来就不可能对等。

从一楼的第一展厅开始走,最先看到的是裴李岗文化的器物。

八千多年前的陶器,摆在一排玻璃柜里,每件都不大——小口双耳壶、三足陶鼎、陶钵、陶罐。泥土烧制的东西,表面粗糙,颜色灰褐,有的上面还有手捏的痕迹。隔着玻璃看那些指印,我能想象出八千年前的那个人,是怎样用手掌把泥巴一下一下地拍成型,又用手指在壶口处捏出两个耳朵来。那双手粗壮、有力,指关节处大概有茧子。八千年前的人没有文字,他们留下的东西很少,但他们的指纹留在了陶器上。这是一种比文字更直接的交流——当我看见那些指印的时候,其实就是在和他握手。

有一件小口双耳壶特别打动我。壶身饱满,像一颗放大的榛子,两个耳朵小巧地对称在肩部。我绕着玻璃柜看了好几圈,想象着它当年被用来装什么——水?还是某种粮食酿的酒?古人把东西装进壶里的时候,心里在想什么?是想着回家的路,还是想着等会儿吃什么?这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,但壶还在。壶不说话,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,像一个等待了八千年的老熟人。

另一个柜子里陈列着石磨盘和石磨棒,形状有点像今天的面板和擀面杖。磨盘被磨得光滑发亮,中间微微凹陷,能看出当年反复碾磨的痕迹。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——八千年前的某个人,用这块石头磨了一把谷子,喂饱了自己或者家人。他们活过的日子,和我们今天活着的日子,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。都是吃饭、睡觉、劳作、等天亮的轮回。只是他们用的工具是石头,我们用的工具是手机。而那块石头比任何一部手机都要不朽。

仰韶文化,是我向往已久的“思念”。

彩陶出现了。那些陶器上画着各种几何纹样——漩涡纹、花瓣纹、网纹、人面鱼纹。红色的底色上,黑色的线条流畅地游走,在陶器的弧面上旋转、交错、跳舞。我站在那件著名的彩陶双连壶前面,久久挪不开步子。两个壶身联在一起,中间有孔相通,壶身上绘着黑色的平行条纹和点状纹饰,简约而雅致。它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,发现于郑州大河村遗址。考古学家说,双连壶可能是部落结盟或举行重大仪式时使用的酒器,两个人各自从一个壶口饮下,象征血脉相连。

我看着那两只连在一起的壶身,思绪万千。五千多年前的人,已经有了“联结”的意识。他们知道两个人、两个部落之间可以有一种比血缘更近的关系,需要用一只特殊的壶来见证、来铭记。那种情感在今天依然存在——我们和朋友碰杯、和爱人牵手、和同伴结盟,和五千年前的人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只是我们用来见证这些东西的,是一次干杯、一张合影、一条微信。而他们烧了一只陶壶,把那份联结封进了泥土里,一放就是五千年。陶壶上的黑色线条依然清晰,像是刚刚画上去的。可画它的人,骨头都已经化成了灰。

在走进夏商周青铜的时代展厅的那一刻,我的呼吸停了一拍。

整个展厅是暗色调的,灯光只打在展柜里的器物上。那些青铜器在顶灯的照射下,泛出一种深沉的绿——不是鲜亮的翠绿,而是暗绿中带着黑,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打捞上来的东西。实际上它们确实是从“水底”打捞上来的,只不过那个“水底”是时间。

我看见了杜岭方鼎。一对,大的高近一米,重达八十多公斤,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的商代窖藏里被发现。那是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铁证,也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。方鼎的口沿上铸着兽面纹,两个鼎耳上各有一对憨态的兽首,鼎腹的纹饰繁缛而庄重。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人,怎样熔铸出这么巨大的青铜器?他们要烧掉多少棵树、挖出多少矿、失败多少次,才能铸出一件完好的鼎?

鼎原本是煮肉用的炊器,但后来成了权力和国家的象征。“问鼎中原”、“一言九鼎”——这些词语里藏着的,不只是器物本身,还有三千年的文化基因。这个基因从商代的铸造工场出发,流进了汉语的血脉里,一直流到了今天。今天我写下一个“鼎”字的时候,并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,是三千年。

莲鹤方壶在另一个展柜里。它比杜岭方鼎更让我心悸。

1923年出土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,壶高一百二十多厘米,通体是青铜的深绿色,壶身上满是蟠螭纹、蟠虺纹——那些细小如发丝的花纹缠绕在一起,像无数条活着的蛇在壶身上爬行。壶盖上一圈仰莲,莲瓣向四面张开,而在莲瓣的中心,一只仙鹤正从壶顶展翅欲起。鹤的脖子微微前倾,双翼向两侧打开,嘴巴微张,像是在鸣叫。

我无法形容看到那只鹤时的感觉。方壶是沉重的、威严的、满身是繁缛纹饰的,那是春秋时期贵族审美的极致,是大国气象的物化。可那只鹤不一样。它是轻盈的、灵动的、随时会飞走的。它站在一切厚重的顶端,却随时准备离开。制作这只壶的无名工匠,在完成了所有繁琐到极致的纹饰之后,把一只仙鹤放在了最顶端——那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宣言?在所有的权力、等级、仪式、制度之上,还有一样东西是自由的,那就是精神。

我在莲鹤方壶前站了很久。周围有讲解员正带着一群小学生经过,孩子们仰着头、张着嘴,发出“哇”的惊叹声。一个男孩指着头顶的鹤喊:“那只鸟要飞出来了!”我笑了笑,心里说,你说得对。它已经飞了三千年了,只是我们看不见。

每一件文物面前都站一会儿,把每一件文物都拍了照片,存在我的手机里,生怕落下一个。对于我来说,每一张照片都是无价之宝,它们承载着历史,传承着文化,展示着艺术。

汉代的说唱俑,跪坐在地上,耸肩缩脖,挤眉弄眼,一只手高高扬起,嘴巴大张着像在讲什么笑话。我忍不住笑出来——两千年前说书人的表情,和今天在德化街直播的主播,嘴角的弧度几乎一模一样。人是不会变的。逗人笑的方法变了,媒介变了,场景变了,但逗人笑的那股劲儿、那种想让人开心的善意,却从来没有变过。

金缕玉衣,是我在网上看过无数遍图片的郑州行——河南博物院的文物近距离接触

金缕玉衣

宝贝。两千多片玉片用金丝编缀成一个人的形状,躺在展柜里,安安静静的。玉片上每片都打磨得光滑匀称,金丝的编法精密得让人惊叹。那是汉代王侯贵族死后的装殓,他们相信玉能保尸身不腐、灵魂不灭。但此刻躺在玉衣里面的那个人早已消失了——连骨头都找不到了。玉衣替他躺了两千年,像一个忠诚的侍卫。我站在透明的玻璃前面,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,和玉衣叠在了一起。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:玉衣保护的那个人本来就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做玉衣的人——他们一片一片地打磨、一片一片地穿孔、一丝一丝地编缀,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手艺倾注进一件永远不会被穿上的衣服里。那些无名的工匠,才是真正不朽的人。

记得年轻时,我和小妹有一对唐三彩钥匙链,直到现在依然珍藏在我的收藏室里。当时并不知道唐三彩是什么,但对这个词印象太深了。今天,终于有了直面的机会。

骆驼、马匹、胡人俑,釉色斑驳,黄绿白相间。一匹三彩骆驼昂着头,驼峰高耸,背上驮着丝绸、胡瓶和干粮。它的眼睛里有一种疲惫而坚定的神色,像是在说:路很远,但走得到。那是丝绸之路的代言人。一千多年前,它载着货物从长安出发,走过沙漠、戈壁、雪山,走几个月甚至几年,走到波斯、走到大食、走到拜占庭,而它只是一匹骆驼。今天的我们从郑州坐高铁到西安只需要两个小时,坐在车厢里刷手机、吃零食、抱怨晚点。而一匹骆驼走了半辈子才走完的路,我们两个小时就走完了。可那匹骆驼走过的地方,站着一个个国家的历史,和无数人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

走到三楼的贾湖骨笛面前时,阳光从高窗斜照进来,正好落在展柜上。

贾湖骨笛,距今约九千年。用丹顶鹤的尺骨制成,磨得光滑圆润,两侧各有一排圆孔,七个,排列均匀。它出土于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,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、保存最完整的乐器。我在展柜前蹲下来,离它近一些、再近一些。隔着玻璃看那七个孔——那是九千年前的人用手指按过的位置,孔洞的边缘已经磨得微微发亮。那是无数次吹奏留下的痕迹。九千年前,有一个人把这只鸟的骨头拿在手里,用小刀一下一下地钻出孔洞,然后把它举到唇边,吹出了第一个音符。

我不知道那个音符是什么,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声音——前所未有的声音,从人的气息里诞生,穿过一根死去鸟类的骨头,变成了一种可以传递的东西。那是音乐的开始,也是艺术的开始,更是人类把自己的内心表达给这个世界的最早尝试。那个贾湖人吹响骨笛的时候,周围其他人一定也围了过来,眼睛里带着惊讶和欢喜。他们听到的声音,和今天我们听到的任何一种音乐,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——那是灵魂在震动。

展厅里有复原的骨笛音频,用3D打印的复制品演奏的一段音乐,声音清亮、悠远,带着一种野性的灵动。我听着那声音,心里涌起一阵巨大的感动——九千年前的人用鸟骨吹响旋律,九千年后的我站在这里听着同样的旋律。我们中间隔着近百个世纪,可那旋律却像一条细细的丝线,把两头连在了一起。时间好像忽然失去了意义。

在博物院里走了三个多小时。从一楼到四楼,从旧石器时代走到明清,从一个展柜走到另一个展柜。走到最后,腰已经酸得不行,但精神却异常亢奋。那些文物像是一把把钥匙,每一件都在我脑子里打开了一扇门,门后面是另一个世界。八千年前的人、五千年前的人、三千年前的人、两千年前的人、一千年前的人,他们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走过。穿着麻布或者丝绸,捧着陶碗或者铜爵,吹着骨笛或者演奏编钟。他们和我擦肩而过,有的看了我一眼,有的没有。但我知道他们都来过。这些就是他们留下的一切。

在一楼的出口处,墙上刻着一句话,是河南博物院的前辈们在建院时留下的:“让历史告诉未来。”我站在那行字下面,心里想着刚刚看过的那些东西——裴李岗的陶壶、仰韶的双连壶、商代的方鼎、春秋的莲鹤方壶、汉代的玉衣、唐代的三彩、贾湖的骨笛……它们已经告诉了未来。我就是那个“未来”。而它们告诉我的,其实特别简单——

人会死,朝代会更替,城市会兴衰,河流会改道,连山都会在漫长的地质时间里被磨平。但总有一些东西会留下来,可能是一段骨头做的笛子,可能是一只泥巴捏的壶,可能是青铜上的一只鹤,可能是两千年前一个说唱俑脸上的笑容。这些东西很小,小到可以被一只手握住;这些东西又很大,大到能装下整整九千年的人心。

走出博物院的时候,太阳已经偏西了。门口的广场上有几个人在放风筝,一只巨大的龙形风筝正稳稳地升向天空,越飞越高,越飞越小。我站在那里看着风筝,心里忽然想——或许我们和古人的关系,就像放风筝的人和那只风筝。我们以为已经飞得很远了,远到看不见了,但线一直在手里握着,从来没有断过。只是那根线太细、太透明,我们常常忘了它的存在。

地铁在隧道里呼啸前行,窗外是飞速掠过的广告灯箱。回去的路上,又想起博物院里那只三千年没有飞走的鹤,想起九千年的骨笛声,想起八千年前那双捏陶碗的手。他们都在,他们一直都跟着我们,只是我们不知道。而他们跟着我们的方式,不是走在身旁,而是融进了我们的语言、食物、审美、习俗、甚至做梦的方式里。

我们是九千年的那个人,穿过鸟骨吹响了第一个音符;我们是五千年前的那个人,烧了一只双连壶庆祝两个部落的结盟;我们是三千年前的那个人,在青铜壶的顶端雕了一只鹤,因为心里有对自由的渴望。

郑州行——河南博物院的文物近距离接触

河南省人民政府印章

广播里报出火车站的站名时,车厢里一阵骚动,很多人起身准备下车。这里本就是郑州最繁忙的交通枢纽,地上火车,地下地铁,公交枢纽,长途汽车站,全挤在方圆一两公里内。郑州人说“火车站”三个字,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骄傲——那是他们城市的心脏,也是他们与外界连接的脐带。

郑州的BRT快速公交系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,橘红色的专用车道在马路中央笔直延伸,公交车像城市动脉里流动的血细胞,不知疲倦地运送着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。站台上有人捧着胡辣汤在吸溜,有人看着手机上的时间焦急踱步,也有人戴着耳机闭目养神——白天的郑州人,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推着走的专注,与昨夜德化街上那种松弛的笑容,判若两个世界。

火车站广场上人流如织,拖着行李箱的、扛着大包的、牵着孩子的、低头看手机的——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下一站。广场正中央竖着一座铁路工人的雕塑,铜铸的身影在阳光下闪着光,那是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纪念。一百年前,那些工人曾在这里呐喊;一百年后,他们的后人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奔波。

德化街的夜晚是属于消费和娱乐的,而郑州的白天,是属于生产和生计的。

从德化街的霓虹到小商品城的嘈杂,从地铁隧道的呼啸到郑州大酒店的门廊,白天的郑州与夜晚的郑州,繁华的郑州与朴素的郑州,光鲜的郑州与粗糙的郑州——所有这些面庞加在一起,才拼出了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,最完整、最真实的样子。

【责编:吴明轩    来源:亚洲时代周刊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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